广州省气象局:太监乱政最严重的朝代?
一,东汉
二,唐朝
三,明朝
用自己的话说下,长短无所谓.复制的长篇大论就算了
晕死,发错地方了,不好意识~~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宦官专权较为严重—东汉、唐朝、明朝,其中东汉的专权出现宦官外戚交替,明朝时期的宦官专权是由于皇帝昏庸不理朝政造成的,但是这两个朝代都制约宦官的力量存在,而唐朝则不然,满朝文武即使斗争不断,但都依附于宦官,且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作主,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存在,所以说唐朝最为严重。
宦官本是内廷官,不能干预政事,但其上层分子为皇帝亲近的奴才,往往能窃取权力,严重干预国家政治生活。“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宦官之害民》)
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相专政。桓帝以后,东汉政权完全为宦官集团所垄断。宦官集团排斥异己,打击士人,先后兴起两次“党锢”。宦官集团的统治使政治更加黑暗,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唐朝后期,宦官掌握军政大权,致使皇帝也无可奈何。唐文宗自谓受制于家奴,连历史上受制于诸侯和权臣的周赧王、汉献帝也不如。在唐代后期,甚至皇帝的生死废立也掌握在宦官手里。唐宪宗以后的十个皇帝,有七个是宦官立的。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宦官专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直到903年,朱全忠进长安大杀宦官,宦官的权势才彻底垮台。不过,这时的唐王朝也即将垮台了。
明朝的宦官之祸,更超过以往各朝代。明代宦官众多,管理宦官的机构叠床架屋,十分庞大。有所谓宦官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司礼监,既掌握厂卫、又有批红权,位在内阁之上。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明以前历代士大夫都和宦官相对立,决不与宦官为伍。,而明代则不然。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都和宦官关系极大。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如于谦、王守仁、张居正等人,无不得力于宦官的帮助。明代宦官贤者少,恶者多。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明代宦官中的大恶者。“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王世贞:《觚不觚录》)魏忠贤的势力更大,他的走狗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以中央到地方,党羽密布。他被称为九千岁,很多地方都给他建生祠。宦官专权,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政治上,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经济上,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军事上,宦官监军,加速了军队的腐败,使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宦官之弊,废除宦官二十四衙门,以其事隶属于内务府。大臣所上章奏都由皇帝亲自审阅,不再委任宦官。宦官都成为供御膳执洒扫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之祸自此结束。
明朝尤甚:魏忠贤 设有东、西场特务机构,残害忠良、统治朝刚。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应该是唐朝后期最甚。
宦官专政在东汉末年即开始出现,并因宦官与外戚争权而直接导致了盛极一时的汉王朝的灭亡。此后的历朝中,只有唐、明两朝还出现过宦官弄权的现象,并都导致了这两朝的衰落和灭亡。但是仔细衡量三个朝代,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完全左右朝政、使皇帝成为傀儡的,首推唐朝。
一、晚唐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
宦祸兴起
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时开始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内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达三成。像玄宗宠侍高力士更是显赫一时、贵盛无比,连当朝太子都称其为二兄,更不用说其他的王公大臣了。自太子以降,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之流称他为爷。不过高力士虽然显贵,但是权势还不是很大,朝政始终还是掌控在皇帝和大臣的手中。
自天宝后,宦官专政成为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自韦后之乱至玄宗即位,宦官都有参与官廷政争。而自安史之乱后,李辅国策立了一次不露痕迹的政变,拥立肃宗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开始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林辅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权的先例。至唐代宗时,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史,掌管机密,承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的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确逐渐的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旧唐书》云:“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钅奇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旧有官僚集团的利益,宦官控制朝廷,不仅威胁皇帝,而且因利所趋,无事不争,这便和朝臣发生冲突。日积月累,矛盾便开始激化。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变逐渐开始,尤其是王坯、王叔文铲除宦官未果后,宦官更为猖獗。当时,宦官衙署在宫城,朝宫衙署在皇城,宫北皇南,因此人们城前者为北司,后者为南衙,二者形同水火,终至唐亡。史学界把这场延续整个晚唐政局的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宦官弄权激发了朝臣与宦官之间的冲突,同时,朝臣之间为了政见党争也需要借助掌握实力的宦官的支持,宦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要朝臣的帮助,这两派之间是既争斗又互相利用,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派系争斗不断,朝政日趋腐败。
唐初宦官不掌兵,但自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领禁军,代宗时期的宦官鱼朝恩更是出掌神策军。自泾原兵变后,由于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京城武器便有足够能力宰制朝政了。本来皇帝是想用宦官来监军,控制武将,避免尾大不掉的情况再生祸乱,但没想到的是宦官监军却每每牵起大祸。唐德宗之后,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但却不谙军事又任用亲信奸佞,导致军队缺乏训练,军力日趋败坏,使得中央军的战斗力跟地方藩镇的相距甚远,因此,后唐时期一直缺乏强大的中央军力,黄巢之乱后的以藩治藩政策失效,中央军又无法抗衡强藩,以至最终朱温篡唐。
宦官久争朝政,诱导君主安于逸乐,使君主沉迷声色,这样便使君主间接成为宦官的傀儡,疏于理政,从而导致小人操控权柄,政风败坏。此外,中唐后,常以宦官出使,甚至干涉宰相、大臣、藩镇的任免升迁。这样,大臣为保仕途荣华,便积极奉承宦官,宦官乘机敛财,上下沆瀸一气令政治更加败坏。
从唐穆宗以后,唐朝的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就更大了,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永贞革新
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五年)正月,德宗因太子中风口哑而急火攻心病逝,太子李诵带病继位,改元永贞,庙号顺宗。李诵虽然即位,但因为中风口哑不能说话,只能偶而被人扶持着上朝,群臣望拜而己。
李诵曾被封为宣王,于公元779年被立为太子。在为太子的近20年中,时常关心朝政,伴读王叔文借势导引,使得身为太子的李诵非常不满宦官专权和宫市(宦官以替宫中购物为由以一购十,强买豪夺谓之宫市)、五坊使(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专门饲养鹰雕名犬等供皇帝玩乐)等扰民措施,有意改变宦官擅权的局面,并和王叔文等一起筹划日后继位后的改革,留意物色人才。但没想到公元八○五年正月,李诵突然中风口哑,德宗因此急死。
李诵继位后,由于身体有病,因此常在内宫由宠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服侍,但他也想有所作为,锐意改革,提拔重用王叔文。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主要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史称“永贞革新”的改革,罢宫市、废五坊使、取消进奉、打击贪官、裁减宫中闲杂人员,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
但是,由于这些改革触犯了专权宦官和地方藩镇的利益,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和节度使韦皋、裴均、严缓等人反对。不久,宦官首领俱文珍以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王叔文同顺宗又策划收回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去接管神策军(皇帝的禁卫军),神策军大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拒绝交出军队。俱文珍察觉王叔文夺权的计划后,逼迫顺宗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任为户部侍郎。王叔文对此很是恐惧,恰逢此时王叔文母病故,他不得不告假守丧。
由于顺宗的身体多病,太子李纯有意早登皇位,遂与俱文珍合谋,逼顺宗退位,王叔文对此反对,更造成他与太子李纯、俱文珍之间的矛盾。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7月),在内外逼迫下,顺宗令太子参与军国政事。一个月后,顺宗再次中风,俱文珍等宦官勾结藩镇势力,对改革进行反扑,以顺宗多病、口哑为理由,逼迫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改元“永贞”,禅位于太子李纯,改元永贞,是为宪宗,史称永贞内禅。公元806年正月,唐顺宗病死。顺宗在位时,唐朝已由盛转衰,战乱虽得以平息,但国库空虚,人口锐减,藩镇割据势力日渐严重。
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司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贬其他同党韦执宜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第二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宪宗下昭赐王叔文死。
为乱朝纲
唐宪宗虽然是逼来的皇位,不过他的作为比顺宗还是强了些。元和十五年间(公元806—820),他整顿江淮财政,振兴了经济,并成功的对付了强大跋扈的藩镇,尤其是收复了三十年不服王命的蔡州,有力的震慑了其它的藩镇,使安史之乱后,国力日渐衰微的唐王朝一度振作起来,于是宪宗被称为唐中兴之主。不过唐宪宗始终没有解决宦官干政这个最大的隐患,同时,朝内党派之争依然存在。在制服了许多跋扈的藩镇后,宪宗自认为天下太平无事,生活逐渐奢移,大兴土木,也拒绝忠谏。晚年还迷信宗教,不仅昭求方士,还听信宦官的话迎佛骨至京建塔供奉,并将上疏忠谏的韩愈贬为潮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服食金丹以后,脾气变得暴躁,经常无辜鞭笞左右宦官,有的甚至被拷打致死,弄得宦官人人自危。这时,左军中尉吐突承璀企图废除太子,立澧王李恽即位。不久,宪宗突然暴崩,传言是被内常侍陈弘志等人弑杀的,但是宦官同类相互,都不肯指证是陈宏志所为。
宪宗之死虽传言是陈弘志弑主,但背后主谋却是宪宗的宠妃郭妃和宦官王守澄。王守澄出生年月及家世籍贯史书缺考,宪宗元和年间,曾任徐州监军使,监名将李愬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被调入宫中。宪宗死后,王守澄与中尉梁守谦及其他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人诛杀了吐突承璀及沣王李恽,并赐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以安军心,扶太子李恒即位,是为唐穆宗,改元长庆。
穆宗即位后,杀柳泌,其余的方士流岭南,朝野以穆宗能去奸佞必是贤君,但事实证明朝野是空欢喜了一场。穆宗在位四年,喜享受而怠于政事。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去世,太子李湛即位,改元宝历,是为敬宗。这位敬宗也是一位荒淫嬉戏的帝王,每月上朝不到三次,大臣都难见一面。时李逢吉、牛僧孺为相,惮帝怒不敢谏诤,朝政则由王守澄把持,朝中每遇重大事情,宰相要先向王守澄请示,不敢自行定夺,可见当时宦官权势之盛。
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宦官刘克明与击球军将苏佐明等人合谋弑敬宗于寝殿,企图扶绛王李悟为帝,借此夺取宦官的最高权力机构内侍省的权力。敬宗被弑后,刘克明遂假传昭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拟遗昭迎宪宗子绛王李悟入宫代为治理国事。李悟是敬宗叔祖行,他见中使来迎,内心甚喜,遂趋入宫中。天明百官上朝时不见皇帝只见刘克明、苏佐明等先宣遗诏,继拥绛王李悟出紫宸殿,就外庑引见百官。百官不明所以,俱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独有宰相裴度认为“皇上猝崩,遗言犹在,应该遵行”,同平章事窦易直等人却随声附和刘克明。裴度虽有心诛逆,但是时力孤亦无法可想。
刘克明并非当时宦官中执权者,他想借此掌控权势就需要多扶植手下,派自己的亲信出任掌权的宦官职位,这势必引起他和既有的权势掌控者的冲突。当时最有权势的四位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魏弘简、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枢密使王守澄和杨承和察觉事态不利于自己之后,决定联合起来反击,并争取朝臣的支持。当时百官中宰相裴度作为三朝元老威望最高,梁守谦遂密访裴度。裴度建议他速起神策军讨逆,并言事平后可立穆宗子江王李涵为帝。梁守谦遵裴度语与枢密使魏从简、王守澄、杨从和用牙兵迎江王李涵入宫,并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刘克明等贼党。刘克明见势已去投井而死,其余乱党并绛王李悟为乱军所杀。随后,王守澄等苦无成例可援,特商诸翰林学士韦处厚。韦处厚建议以太皇太后命令册命江王即位,裴度与百官等三表奉笺劝进。王守澄接受此建议与裴度、韦处厚等人共同扶江王李涵即位宣政殿,改名为昂,于公元827年改元太和,是为文宗。文宗即位后,为敬宗发丧,奉葬庄陵。以功封王守澄骠骑大将军充神策右军中尉,并继续执掌内侍省大权。
二、甘露之变
事变前因
文宗初即大宝,深知上两朝之弊,颇有些励精图治的意思。他一改宪、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出宫女3000余人,放五坊鹰犬,省冗食1200余人。同时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和群臣议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也能接纳,政号清明,这一点就比宪宗晚期以及穆、敬两朝大不相同,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气象,朝野对他都有些期冀,希望能在他的治理下使当时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兴起来。《资治通鉴》中说:“文宗年才十七,颇知孝谨,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奉居大内,太皇太后郭氏居兴庆宫,称王太后为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当时号为三宫太后。文宗每五日问安,凡羞果鲜珍,及四方供奉,必先荐宗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就是敬宗妃郭氏,已封贵妃,敬宗子普,已封晋王,文宗一体优待,礼嫂抚侄,始终不衰。并且去佞幸,出宫人,放鹰犬,裁冗官,省教坊乐工,停贡纂组雕镂,及金筐宝床等类,去奢从俭,励精图治,擢韦处厚为同平章事,每遇奇日视朝。奇读如期。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历久方罢。待制官旧虽设置,未尝召对,文宗独屡加延问,中外想望太平,翕然称庆。”
虽然文宗有心振作成李唐一代名主,但有心未必能成事。他在性格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优柔寡断,不能长期信任他人,而自己也缺少果断,不能择善固执,往往一件事和臣下们商议已定,不久他自己却突然改变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宰相也无所适从,“军国重事,不能果决,往往与宰相等已经定议,后辄中变,所以宽柔有余,明强不足。众善不胜一弊”。这导致臣下无法正确了解他的意图,做事束手束脚,同时也使文宗不但不能成为明主贤君,反而变成任权宦欺凌摆布的懦弱君主。以至当政仅数年,便因宦官挠权,朝臣勾心斗角,奢侈浪费,腐败回潮,朝政再度败坏。而文宗又仁弱少断,欲制却不得其术,所用非人,所借非力,遂成甘露之变,酿晚唐未有之惨祸,致政局尽入阉宦所控,颓败日渐,终无起处,庶几及亡。
文宗在位十四年(公元827—840年)间,朝政上的主要大事有二:一是朋党之争颇为激烈,朝臣分为牛(牛僧儒)、李(李德裕)两派,各有朋党,互相攻击,史称“牛李党争”。二是宦官权势高涨。文宗虽然是宦官拥立,但宦官的飞扬跋扈也是令他深感不满,政权以至皇帝的生死废立已经全由宦官操纵,他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都死于宦官手上,他父亲穆宗和他自己都是由宦官拥立才当上皇帝,所以他对宦官专权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一心想铲除宦官势力,夺回政权。但是文宗过于柔弱,这一点朝中大臣多数看得清楚,韦处厚就因此乞请避位,但文宗再三慰劳,不令辞职。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播力求复相位,不惜重金贿赂权宦,并终得入朝为同平章事。这样,小人复进,正士日疏。而地方强藩如魏博等镇,也开始日渐骄横,文宗即位不久,政局就危机四伏。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文宗诏举贤良方正,及直言极谏诸士,由文宗临轩亲策,命题发问,大旨在如何端化,如何明教,如何察吏,如何阜财等条目。他的目的是想借此延揽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以为日后铲除权宦打下基础。昌平进士刘蕡,独痛心阉祸,条陈万言,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要国家安定,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权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愿陛下思开国之艰,杜篡弑之渐,居正位,近正人,远刀锯之残,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则朝政自理。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揽国务,臣恐祸稔萧墙,奸生帷幄,曹节侯览,汉中常侍。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将相之职未归,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将危也。……陛下何不于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狎亵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还愿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持兵柄以归于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进,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如此而有不万国欢康,兆庶苏息者,臣不信也。……”
当时考官是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等,他们读了刘蕡的文章,相率叹服。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示态度,因为王守澄、梁守谦等势焰逼人,录取了刘焚,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也就保不住了,必且遭祸,不得已将他割爱。当时有二十二人中第,统皆除官。道州人李郃被任河南府参军。他奋然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勿厚颜乎?”遂邀集同科裴休、杜牧、崔慎由等联名上疏,愿将自己科名让与刘蕡,以嘉扬刘蕡的忠直。但是文宗也怕权宦为难,便将原疏搁置不做批答。后来刘蕡终生未能出仕,仅由牛僧孺等召为幕僚,后来且为权宦所诬,贬为柳州司户参军,抑郁以终。
刘蕡这件事更使文宗感受到了权宦势大,使帝不能为帝,即令贵为君主也需忌惮,不得自由。从这时起,他也更坚定了铲除权宦,恢复帝王权威的想法,并开始物色自己可以依靠的人手,准备对权宦进行反扑。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当时王守澄尤为专横,招权纳贿,无人能制。文宗忧患宦官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未除,遂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商议。宋申锡建议慢慢行事除掉王守澄,文宗以宋申锡沉厚忠谨,正可倚以事,于是擢升为尚书右丞,不久又加同平章事,以之为相。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文宗与宋申锡、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谋诛掉王守澄等宦官,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文宗下密旨晓谕王璠,不料王璠却泄谋于王守澄亲信郑注,王守澄知道后遂暗中做了准备。当时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有贤名、得人望,郑注阴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密谋废主立漳王为帝。王守澄据此向文宗告发,文宗竟然信以为然。趁文宗震怒之际,王守澄即欲派遣二百骑屠杀宋申锡全家,幸得飞龙使马存亮以此举会令京城恐乱为由劝阻,王守澄才罢手。当时文宗召各宰相议事未召宋申锡,宋申锡才知道自己已获罪。文宗命王守澄按照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宋申锡亲事王师文等下内狱进行审问,王师文闻讯逃走,晏敬则等人被捕。随后又罢宋申锡为右庶子,朝中宰相大臣虽然不信会有谋逆之事,却只顾明哲保身无敢为宋言冤的,唯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出内狱付外廷核实。晏敬则等人挨不过严刑,妄称宋申锡曾经派王师文联络漳欲图他日之变。冤狱既成,文宗将朝中各大臣召来,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请求将案件交与有司重审,文宗不允反屡遣众臣,崔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于是文宗重新召宰相们来商议。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这时,郑注恐怕案件真的复审致其阴谋暴露,劝王守澄奏请文宗止行贬黜,遂贬漳王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晏敬则等坐死罪及被处以流刑者数十百人。宋申锡最终死于贬所。
宋申锡事件后不久,李训、郑注等人开始粉墨登场,和文宗一起导演了一场极为拙劣的表演,并最终导致中国历史上发生在宫廷中最为惨烈的流血事件的发生。
郑注、李训
郑注(?——835),绛州(今山西)翼城人,本姓鱼,因冒郑姓,故时号鱼郑,人目之为“水族”。其人形体眇小,两目短视,尝挟医术游江湖间,自言擅金丹之术。始以药术游长安权豪之门,元和末至襄阳,逢节度使李愬疾,注为之疗。愬得其药力,因厚遇之,署为节度衙推。“注诡辩阴狡,善探人意旨,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后跟随李愬移镇徐州,又为职事,渐参军政,妄作威福,军士多半侧目。《新唐书·郑注传》:“初郑注为李愬牙将,监军王守澄恶之,请去之。愬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荀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 李愬推荐郑注给王守澄,却未料到这一举措给晚唐王朝埋下了一个祸根,未免失人。这次会面的次日,王守澄即对李愬说此后:“郑生才具,确如公言。”此后,郑注即跟随王守澄左右,王守澄入朝掌控枢密,郑注也跟随到了长安,不遗余力的日夜为王守澄谋划,益见宠任,所有关通纳贿等事,多由郑注一手经营。长庆、宝历之际,国政多专于王守澄,郑注随其,累从山东、京西诸军,历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因宋申锡事,被提拔为通王府司马,充右神策判官,致使朝野骇叹不已,守道正人对其侧目。太和七年,罢邠宁行军司马,入京师。对于王守澄与郑注的狼狈为奸,侍御史李款曾连章弹劾,“郑注内通敕使,外结朝官,两地往来,卜射财货,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文宗虽然下旨查究,但王守澄藏匿郑注,令其潜伏神策右军中。当时的神策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因为郑注借助王守澄的势力嚣张跋扈,所以对他也颇忌恨,《资治通鉴》:“左军中尉韦元素,枢秘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壳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右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载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谷曲,谛听忘倦。弘楚詗伺再三,元素不顾,以全帛厚遗注而遣之。”仅凭贡谀献媚,就令自己起死回生,郑注的手段可见一般。李弘楚因为没能除掉郑注,郁怒非常,随即辞职离去。未几,便因疽发背上毕命,想来是因为除奸不能恼恨攻心之故吧。这时的郑注在京城善和里起宅院,每天招聚京城的轻薄子弟、方镇将吏等一些轻浮躁进的人,以招权利。隔天便去王守澄处密语,经常通宵不寐。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九月,文宗身患风疾,口不能言。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郑注进药方一卷,文宗征郑注入宫诊病。服用药后,感觉有验,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心中大悦,对郑注青眼有加,始为恩宠。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对文宗说郑注“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但文宗对此并不以为然。其年十二月,拜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对文宗的这一任命,谏议大夫郭承嘏等极力反对,多次上表。鉴于反对声音大,郑注便推辞了一番,文宗派中使安慰他,他还是表示不接受。直到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初才接受,但还推举曾弹劾他的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接任此职,说“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当时的人都对郑注的这种虚伪表演不屑。
李训原名仲言,是唐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进士擢第。他形貌魁梧,神情洒落;辞敏智捷,善揣人意。李仲言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曾做过河阳节度使府掌书记,当时他的叔父李逢吉为宰相,因为他善计事,所以对他颇为亲厚。宝历元年八月,石州刺史武昭因过失被贬为袁王府长史,心中愤愤不平。宰相李程提议要给武昭升官,李逢吉因与李程不和,故有意驳斥李程的这一提议。不久,武昭在一次饮酒中,借着酒兴对好友左金吾兵曹参军茅汇扬言要刺杀李逢吉,被人告发。李仲言为陷害李程,便欲胁迫茅汇中伤李程,被茅汇严辞拒绝。随后及武昭事发被杖而死,李仲言受牵连坐罪流岭表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文宗登基大赦天下时,李仲言也获赦,因丁母忧赋闲洛阳。当时李逢吉也被降任东都留守,心常怏怏,意欲再入为宰相。李仲言揣摸其意后,便自言与正受文宗宠信的郑注关系亲密,可使其从中斡旋,或许可以达到目的。李逢吉认为可行,便送给李仲言金帛珍宝数百万,让其入长安以贿赂郑注。郑注收受李仲言德贿赂后,便将他引荐给了王守澄。李仲言的口才媚术不亚于郑注,片言即说动王守澄欢心不已,得其推荐以善讲《易》入谒文宗。《易》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文宗诏李训讲《易》,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说李训是小人,不宜亲近。皇上力排众议,还是传旨在浴堂召见。当时李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文宗令他“戎服、号王山人”入内面圣讲《易》。一见之下,文宗喜其仪状秀伟,颇工文辞,应对敏捷,以为是个人才,便当面承诺重用。
李仲言除母服后,文宗即欲以其为谏言,充翰林院。当时宰相李德裕以李仲言从前所为为由反对,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文宗又以李逢吉所荐为由,李德裕接着反驳道:“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文宗想安排李仲言改任他职,又遭到了李德裕的反对,于是转问时任检校司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的王涯。王涯最初也是激烈反对文宗任用李仲言的,但是看到文宗的意思很坚定,而且李仲言身后有王守澄、郑注等人为靠山,担心自己,态度遂改变。此时见文宗征询自己的意见,便认为可以。李德裕在旁急忙挥手制止,正好被文宗回头看见,文宗对此非常不喜,面色怏怏。虽然李德裕极力反对,但最终拗不过文宗,随后文宗便以李仲言为四门助教。诏命既下,给事中郑肃、韩佽欲封还敕书。李德裕对此甚喜,言于王涯。未料王涯随即召郑肃、韩佽说李德裕留话与二人令其不用封敕,二人遂罢。次日问及,李德裕惊道:“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岂复禀宰相意邪!”王涯贪权固宠,不远邪佞,最终也给自己招致了祸端。
李仲言既得任命,文宗对其厚加宠爱。当年十月,即迁其为国子监《周易》博士,并充翰林侍讲学士。还在李仲言入翰林院日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示恩宠。当时两省谏官伏阁切谏,言李仲言奸邪之人,海内皆闻,不宜令侍宸扆,但始文宗对这些谏言始终不肯接纳。随即,李仲言请命得允,改名为李训。
郑注、李训既邀天宠、秉权衡,便开始排挤对自己不利的人,矛头首先便对准了李德裕。当时李德裕掌中书,为抗衡他,王守澄、李仲言、郑注通过文宗于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九月征召与李德裕不和的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入京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借以分李德裕的权,不久更是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直接将这个眼中钉赶出了京城,其后又改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去了兼平章事。当时李德裕、李宗闵身边各有朋党,互相挤援。文宗对此状况极为忧虑,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就在李德裕被赶出京城的同一天,李训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这一任命遭到了给事中高铢、郑肃、韩佽、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文宗的坚持下,反对没有起到效果。
排挤对手的同时,郑注、李训还不忘了培植自己的势力。郑注对在宋申锡一案中告密对己有恩的京兆尹王璠非常感激,而王璠又与李训交好,于是李训、郑注共同向文宗推荐王璠,自浙西观察使任上提拔他为尚书左丞。王璠也知恩图报,与郑注等一起进谗言,打击李德裕,说他曾经暗中勾结漳王,图谋不轨。文宗大怒,召王涯、路隋等宰相商量要将严惩李德裕。路隋为李德裕分辨,文宗却将对李德裕的怒气迁于路隋,令他代替李德裕职任,这就免除了他的相位。御史贾餗因为与李宗闵、郑注等相好,这次便得了机会继路隋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