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星海小学排名:为什么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良模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则对歌词中:”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有看法,认为需要改词,”田汉说:“该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则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原词含义深刻,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意见得到了统一。于是,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查通过。1949年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示正式判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通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经历了一段有趣的过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刘良模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的人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李立三和郭沫若则对歌词中:”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有看法,认为需要改词,”田汉说:“该曲好是好,我写的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张奚若、梁思成则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原词含义深刻,为保持它的完整性,不必改。周恩来同志最后发言,他说:“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于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又召开了一次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参加会议,意见得到了统一。于是,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提案,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查通过。1949年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次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示正式判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