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如何进入魔域:什么是诗歌中的“冷抒情”?小说中的冷抒情与诗歌的冷抒情有何区别?请举例描述。
---什么是冷抒情----------
现在说这个话题,有点迫不得以的意思,我只是诗歌写作者,所以首先申明:1。冷抒情不是我发明的,2。我只是在回答某些人。最近在与一些诗人交流的过程中,都提到诗怎么写下去的问题,集各家经验,认为当下诗歌的冷抒情已经呈现出了时代特征。冷抒情不是流派,也不是理论,它是因为时代创伤而赋予的新的人文风格、语言环境。
当下诗歌发展潜力的有待开发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诗人个体的自觉性,但必定与时代概念有关,时代是文学存在的基础,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是特定时代的诗产品,那么现代诗歌当下的时代环境有没有呢?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旧中国诗歌阶段,战争诗歌阶段,文革诗歌阶段,开放后诗歌阶段,每一个阶段诗歌都活跃在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里,符合时代风格,可以说诗歌的语言环境就是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国诗歌在这一点上基本是没有选择权的,只有在上世纪80年代后诗歌才算基本有了自由权,能够按照诗人的哲学思想选择道路。
开放20多年来,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曾一度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主义和流派几乎是一夜间呼啸而来,似乎都找到了中国诗歌的最后归宿,然而这些又在一夜间黯然离去的东西,只是只能间接证明了中国诗人的抗争一直在忽视着我们的生存状况。
抒情是诗歌的主角,这是诗的出发点,经历了上世纪最后十年的混乱和狂妄,诗歌应该沉静下来进行疏理了,即使在2003年前后诗坛又出现了一些如垃圾诗派这样的东西,但并不影响整个诗坛的疏理行为,这种疏理行为是以60后诗人为自觉引导,以70后诗人为中流砥柱,以80后诗人的闪亮登场为依托的,不是空穴来风。
诗歌写作不是服务于时代,但要紧随时代的人文环境,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决定了这个国家现在的人文环境:中庸,冷却,人们开始相对安静的生活。热情已经不再是时代的标志,牺牲部分人利益之后的环境需要全新的共同语言来挽救和反应人们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忽视这样的历史背景的写作应该是不高明的。
所以有必要来给当下的诗歌写作概定一个时代定义:冷抒情时代。
所谓冷就是冷静,是与狂热相反的幽默。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要求诗歌写作更象正常人,心态上成熟,语言上智慧,思维冷静果断,还要身穿一件风衣,站立在大地上,用行动跟落日比美,这是一种极富诱惑性的体验,也象一个哲学家的未来。
如果说现代诗歌前100年是他青少年时期,那现在就该是他进入中年的时候了(在中国任何一种诗歌体的流行也都只有300年左右的时间)。应该注意的是:冷抒情不是中年写作,经验不是唯一,它只是当前诗歌的一种语境,其影响方式是看不见的,其气质是通过当前诗歌创作群体的作品慢慢表现出来。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1。中国灵性诗歌方阵:中国灵性诗歌的提出在2001年底,2002年形成了理论,以北京《诗刊》的编辑、蓝色老虎诗歌沙龙和在京的部分诗人为主要力量,并团结了全国的大部分诗人,形成了以哭与空论坛为主要活动中心,13个分论坛遍布大江南北的诗歌航空母舰,其中心思想就是:“灵性诗歌”写作,基于诗歌之上的写作,“灵”和“性”的合作关系,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或形而下,它来源于诗歌高于诗歌,高的地方在于诗歌本身的纯粹还原和高于诗歌的理想愿望,是诗歌乌托邦主义的实践者。(天乐)
2。第三条道路诗歌方阵:确切的说第三条道路不是一个诗歌方阵,以第一卷《第三条道路》的出版为标志,它涵盖了当前所有诗歌写作者,当然也是针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提出来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诗学的精义在于各走各的道路,既不威逼他人,也不勉强自己。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了这样的一堵围墙:把所有的二手贩子划开来,提倡一种老实和诚实的写作,一种从自己身上掉下一块肉来的写作,一种子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写作。”(胡亮)
3。中国智性诗歌方阵:智性诗歌的大本营是“中国当代诗歌论坛”,智性写作的始作蛹者鲁西狂徒有一段话:智性诗是智性诗人透悟宇宙、世界和万物之后--而用他们身边朴素事物为“代码”-给我们编制的常人未发现,不可知,不可解-却可“*作”一种“诗体”。又说:“智性写作的提出-缘于“智性时代”的来临!人类发展到今天,世界发展到今天-诗歌写作发展到今天-已不允许我们再肤浅而无聊地写作了”。正是基于这种写作良知的认识,智性诗歌论坛才集聚了一大批年青诗人,并且进行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以上几种诗歌行为的提出和实践,不代表所有诗人,但暗示了中国诗歌未来的走向,它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出发点:歇斯底里和浅白表象的抒情方式被抛弃,诗歌写作提倡多元化和诗人的灵气相结合,生产智慧型诗歌。这是不是一种必然呢?狭隘的帮派主义成了敌人,诗歌的个人写作行为实现了整体的迈步。事物掩饰在看似漠然的词语后面,以他的姿态讲述第一人称的故事,而阅读者成了第二人称。
我以为这是冷抒情诗歌最典型的身体性格:掩饰,一种新的诗歌美学。
掩饰的美应该追溯到很久远的那把琵琶,或者也可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起,欲言又止,只用双目传情,掩饰的妩媚,掩饰的悲悯,也掩饰的清清洌洌,这种美所以深入人心,一半是因为其身世可怜,另一半却是她性格柔而坚韧:一种因社会环境的压抑而造成的畸形性格,这也是属于大部分人的性格。问题是:诗歌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处境中其命运和性格正与当年的林黛玉有令人尴尬的相似。
这是一种同情的看法,不管悲不悲观,它的确造成了诗歌被社会忽视的事实,但也将成为压在当代诗人肩上的一个责任,诗人已成为社会的孤独者。
冷抒情既然做为诗歌一个时代特征被表现出来,它就必然有被社会承认的审美要求,通俗地讲:由静生动,不露声色,意在言外,应该是它的至高境界。其对衬的是诗歌的主观意义被客观现实掩饰起来,听觉被视觉掩饰起来,从而让感觉得到放纵。
要写出这样的诗歌,有热情是不够的,它需要用词的技巧来弥补惯性写作的缺陷,在这样的诗歌中,词语被赋予了巫师的生命,象巫师用手中的权力棒,把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把荒诞的故事说得合情合理,把人们从左边的位置随意调到右边,而不是采用通行的办法,他把矛和盾换了。
那种朗诵式写作没落了,一种平静的修辞语态站到了表演场,台上的诗人变得有点象相声演员,词语被一个个说出来,而与平时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在听众前面,词语成了主要演员。
相声演员一个主要素质是:运用幽默的语言才能,把毫不相干的词语组合成台词,再夸张的说出来,使台下的听众发笑,而自己的表情却仍要保持缄默。
激情,正如轮子/因闲置而完美。(北岛)我们之所以回到了静止状态,是因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动力仍在不停地运动,内心是不会停止跳动的,身体停了下来却不代表死亡,这就是冷的风度。
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诗评家曾提出的诗学观点。
1。杨远宏,1993年4月在《未来作家》上的撰文片段:诗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更多地再现外部的客观现实,而是去表现某种暗示,表现对事物的主观感受与体验,诗歌转向为主要表现内在的感觉、情绪和体验,表现神秘的不可言传的默契。诗人成了神秘的自然物的翻译者。
2。陈超,2001年6月在《星星诗刊》的撰文片段:诗歌的“肌质”不是说教,不是激情。哲理与激情是经验的两个方面,诗人也时常触及它们,他触及它却无法摆脱它。节制的诗情反使诗情无限弥漫,把思想放在我的意识之外,恰恰达到了一种天得同参的境界。目下,这种冷静的甚至淡漠的创作态度,正在诗歌界悄悄蔓延。远离过去往诗歌的基本定义,同样使这些诗歌真正进入了诗歌本体。
相隔了8年之后,两代诗评家不约而同的站在了一起,这不可能是偶然。社会这块土壤让他们天各一方,只有诗歌和对诗歌的态度才能把他们拉得如此之近,时间的距离根本就不重要。那么10年之后,这种诗评家自觉意识下的诗歌语境在当下诗坛的处境又是什么?
在70后诗人逐渐成熟起来成为诗坛中流砥柱的今天,社会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影响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变成了政治家的专利,而普通人更多是在享受生活,时间和金钱都用来提高自身素质,文学修养逐渐向高层次转移。
而诗歌,这种雅俗共赏的文本也应该随之进入一种安静的写作时期。
冷抒情写作对诗歌来说只是一种气候,好比在这炎热的夏天,我们需要一次降温来协调天气,以免身体过热,产生疾病。如果它真能带来凉爽,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觉得,概定这样一种写作定义,也是科学的,只要它能引导我们向前走
--举例描述-----
陈希我:《阿斐的冷抒情》
读阿斐的诗,有一种感动。感动的诗我当然读过不少,比如早年读的《女神》:“《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这诗把我的文学梦点燃了,于是让我从此误入歧途。
我印象中还有一首感动很多人的诗:《甘蔗林——青纱帐》。“我们的青纱帐哟,/ 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阴,/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 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粒圆;/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 / 只要青纱帐不到,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 可是那个主义并没有在下一代也即我这一代实现,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就像老光棍不知道老婆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一样。
我们曾经有太多的狂热,有太多这样的抒情,到头来,只让诗人可怜巴巴地站在甘蔗林、青纱帐里,手里握着再也煽不动虚火的破扇子。当理想破灭以后,最可笑的不是点火的领导者,而是跟着打扇子的诗人。这是文人的可悲。从郭沫若的写诗“大跃进”到“凑着太阳抽斗烟”,哪个不是诗人在丢人现眼?于是就有人发誓,不再激动,不再冒失。我于是读到了这样一首诗《网》:“网”。整首就一个字,像高深的智者,多一字也不给。有道是:话多必失。于是我也读到了这一类诗:“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边的麦田/ 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 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 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 麦子 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 我呼吁:饿死他们/ 狗日的诗人/ 首先饿死我/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伊沙《饿死诗人》)。诗人当然不该被饿死,包括作者自己,也并没有饿死,这个诗人自己也直到目前还在写着诗。那其实只是一种战斗姿态,表示我不抒情,我很理性,我不放纵感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可是毕竟还是诗。虽然大师艾略特曾经惊世骇俗地声称“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但是在他的诗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情感,情感是无法逃避的。实际上,艾略特逃避的只是浪漫主义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放纵了另一种感情,他仍然在抒情,只不过那是一种冷抒情。
我也从阿斐的诗中感受到了这种冷抒情。我读到了他一首叫做《红旗》的诗。生长在这个国度,我们每个人对红旗都不会陌生。我们无数的前辈诗人曾为它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句。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块红布,我记得中国女排首次夺取世界冠军那个晚上,我和同学们自发游行,集体无意识让我们觉得必须有一面红旗领队,于是有人就脱下红汗衫,用一根棍子揭起,我们对那红旗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第二天冷静下来了,发现那不过是一件衬衫,它正洗了挂在宿舍窗户外凉快。阿斐眼中的红旗也是挂在一根棍子上的,“红旗/在一根细长的铁杆顶端/迎风飘扬/心里一热/眼睛一花:/血/沿着铁杆缓缓流下”。虽然它仍然那么招摇,由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由于我们的诗人情怀,它还能让我们“眼睛一花”,它还那么具有象征性:革命先烈鲜血染成,但是这血已经变得很具体,具体得有着物的冷漠。
什么是冷抒情?冷抒情是一种冷静和思辨。当作者离开所面对的事物,去说大于事物、甚至是跟事物不相干的话时,抒情就开始了。与热抒情的对感情放任自流、浪漫作秀不同,冷抒情是从感情出走,是一种我行我素。好像一个年轻人,面对老师长辈的苦口婆心,他把脸朝到天上去,不理睬,甚至不争辩。阿斐的《沉默者》就是这种形骸的写照:“习惯做一个沉默的人/习惯做一只慵懒的猫/以虎的外形,巫师的面孔/打量路人的音容,日月的交替/一颗心需要在寂静中茁壮成长/沉默者以沉默的姿态扶摇直上”。这是一种向上的颓废,也是一种凶悍。在《以垃圾的名义》里,阿斐这么写:“世间最肮脏的一分子,我以垃圾的名义宣誓:/从此脱离优雅、崇高、理想、奋斗/脱离所有羁绊,以垃圾的形状、垃圾的呼吸、垃圾的头脑 /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以蛆虫为伴,以肮脏为荣,以死亡为终极目标 /以垃圾的名义,取消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孩子/任由你们皱眉、捂鼻、吐痰,像害怕死亡一样远离我们 /你们的父母升天我在垃圾场奏乐 /你们的孩子夭折我在垃圾场宴会 /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大笑/你们自杀的时候我观看/就这样,我取消你们,视你们为无物 /取消你们的蔑视,取消你们的愤怒 /取消你们的躯体和感情”。
阿斐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成长于“下半身”诗歌环境,但是他并没有许多“下半身”诗歌中的单纯的形而下。我曾说过,耍流氓容易,真流氓难。一个小孩对着大人把裤子脱了,叫“我流氓了!”这算什么流氓嘛!那是幼稚。对一个流氓团伙而言,那些千方百计想入道、声称自己是流氓的(如《功夫》里的周星驰),是假流氓,喽罗们是小流氓,但头领才是真流氓,为什么?因为头领有比流氓更深的考虑,因此他不同于众,他杰出。在阿斐一些诗作里,我感受到了比展示身体更深的东西,比如《平原》:“从这里望出去/一切平坦得/像平胸女人的胸/偶尔一个凸起/那是乳头/人们走在上面/与远方粘在一起/被我看作/天空的一部分/风吹过去的时候/云往天边涌/盖住了人的身体/像一位懒惰的妇女/死了丈夫/为他盖上一块/脏兮兮的尸布”。用女人的身体比喻事物,是哪个人都会的,只要他体内有荷尔蒙。而且这种联想往往也会很贴切(这让我常惊异,也许女人真是万物之母)。但是,贴切不等于深切。深切才会触动人。在读到这首诗时,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一位懒惰的妇女为死了丈夫盖上一块脏兮兮的尸布。
一如梦总是跟花里胡哨联系在一起,而现实是明摆着的,也因此吧,口语入诗往往会特别精彩。“68次列车,9点13分到京 /小美小美/一会儿我就站在月台上/一会儿你就能看见我了//现在我在去西客站的320路公共汽车上 /现在我在看《北京晨报》/有消息说五一期间各种旅游场所门票涨价/小美小美/这可怎么办,我穷得揭不开锅 //我穷得只剩下思想了/小美小美/你跟思想呆在一起/你可不要寻死觅活 "(阿斐《阿美来看我》)。虽然是口语,但不平淡,不是口水,它没有那些寻常口语诗的味同嚼蜡,它是深深无奈的揶揄。另一首叫做《众口铄金》的诗,则让我们感受到刺骨的冷:“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机械地睡着/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没有目的/没有记忆/梦中她的丈夫披红挂彩/乡间最耀眼的新郎/如果我是一头猪/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如果我是一个人/孩子她妈,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我们活到这个份上,什么梦都破了,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期盼,只有一身的冷。但是冷,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没有死,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死,我们还活着,还能感受到这个冷。甚至还因为这冷,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倒不觉得。奥斯维辛算得了什么?奥斯维辛无非只是让你死亡,但在这个世界上,活才是最残酷的。我们都必须活着,活着而且还写诗,简直是悲壮了。
我跟阿斐只匆匆见过一面,几乎没有交谈。后来又听说他居然已经有孩子了。除此而外什么也不了解。了解是因为他的诗。我喜欢他诗里的冷。我认为,文学的底色就应该是冷的。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这冷和感动是什么关系?在我们武夷山区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病:打摆子,医学上称“疟疾”。发作时,先是浑身发冷,仿佛一下子跌入冰河,七月天盖两床厚厚棉被也无济于事。然后接着是高烧,出现许许多多的幻觉。这就好比感动。武夷山脉西连江西,不知道阿斐家乡是否也有“打摆子”?对了,“打摆子”其实就是冷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