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淋浴房价格表:戴高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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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戴高乐退隐回乡并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后,许多人都以为戴高乐主义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但几十年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戴高乐之后,从1969年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又经历了四位总统: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1995~)。可以说,不管他们派别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世界体系学家沃勒斯坦认为,“战后各届法国政府都在不懈地推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戴高乐、戴高乐派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主政”。在这些执政者中,尤以反对派的密特朗和铁杆派的希拉克最具特色。
作为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蓬皮杜执政的时间相对短了一些。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风格,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完整风格。他执行的实际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所谓“紧缩的”,意思是蓬皮杜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尽管在最后对美关系上因“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有些紧张,但总体上不像戴高乐时期那样富有挑战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已明显突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收缩了可能同美国摊牌较量的战线。比如终于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在北约范围内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领域同美国的公开冲突等等。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时期。法国希望在东西方缓和中实现欧洲缓和,自然需要松快的法美关系。二是因为法国“五月风暴”和戴高乐被迫二次下野,足以证明法国内政问题已重于外交问题,优先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法美关系。
至于德斯坦,之所以称之为“准戴高乐派”,是因为他所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只是与戴派结盟的一个小党。他当选总统,是在蓬皮杜因病突然去世,法国各政治派别准备不足,戴高乐派内哄的情况下被推选上台的,有一定偶然性,再加上德斯坦虽然是个理财能手,但在国防外交上并未显出过他特有的才华和个性,所以他的执政纲领,只能是在蓬皮杜之后,继续按戴高乐主义规定的路线走下去。尽管德斯坦提出过“世界主义”,但“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正在寻求适应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戴高乐主义,其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德斯坦是把法兰西民族放在“世界主义”的帽子之下去推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主义”的主张之下,德斯坦推行的戴高乐主义创导出了南北对话、欧阿非对话、后来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议会等等有价值的东西。
二战结束后,密特朗就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事实也是如此。担任了14年总统的密特朗,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密特朗试图以法国式社会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来代替戴高乐主义中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在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周旋于美苏之间。密特朗与美苏两国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法国都构成威胁;在欧洲,密特朗像戴高乐那样倚重“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不同的是,密特朗强调的是联邦主义,戴高乐强调的是邦联主义;在第三世界,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要充当“代言人”,不过,戴高乐主义打的是“民族独立”这面旗帜,密特朗喊的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与“人权”。
在位十四年,密特朗按照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戴高乐主义,结果乏善可陈。首先,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维护和追求民族利益的目的和手段是赤裸裸的,任何有损于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戴高乐都敢于说“不”字,因此戴高乐主义才会有声有色,有花有果。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它虽然也主张维护和追求法兰西民族利益,但是在“正义”、“平等”的口号下,其目的和手段难免羞羞答答,这就决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是走了样的。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世界形势大变,法国失去了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特殊作用。密特朗面对新形势没有拿出新的举措,随即又面临换届选举,这就注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是平平淡淡的戴高乐主义。
至于希拉克,在青年时代他就是戴高乐主义的热情崇拜者。他是继蓬皮杜之后,作为戴高乐主义的继承人、法国新戴高乐派的领袖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2002年连任。希拉克在首任总统的前两年,在波黑、非洲和中东,在北约、核试验、欧亚会议、加利连任和美国“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有着一连串的不俗表现,使其像戴高乐时期一样,把法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前沿。法国舆论认为,“法国重新听到了它在国际舞台上消失的声音”,希拉克在期望“重新获得他崇拜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享有的地位”。但好景不长,随后的五年中,希拉克被迫与左派政府“共处”。在左派的制约下,希拉克无法全力推行和实现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想。直到2002年5月,在击败极右翼领袖勒庞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在美国准备竭力推翻萨达姆、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严峻局势下,希拉克才找到全力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机会。当围绕伊拉克问题法美之间的矛盾白热化时,2003年3月10日,希拉克公开宣布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强烈反对态度,使戴高乐主义再次活现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由此,希拉克也倍受法国舆论赞赏,被称为“法兰西的和平斗士”。无疑,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的这一次表现,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另一种声音,它对一心奉行单边主义,试图在21世纪构建一个唯我独尊“新帝国”的美国霸权主义,是一种钳制。
但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能重振法兰西吗?毕竟世事已非。不管是希拉克的新戴高乐主义,还是别的戴高乐主义,任何形式的戴高乐主义都已风光不再。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法国已失去往日的特殊光彩,世人和国人都已默许它的平淡。人们看到的是现实中的法国,它不能再去追逐那些与它自身力量不相称的业绩。
夏尔·戴高乐在法国历史上是一位与拿破仑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如果说拿破仑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拿破仑法典》,那么戴高乐则留下了至今被法国人奉为圭臬的“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不仅在政治上很有成就,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未来的陆军》、《法国和它的军队》、《剑刃》等著作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思想。然而他这些有见地的军事思想在当时的法国却不被赏识。
大个子“大思想”
戴高乐报考圣西尔军校时,入学成绩平平,处于中等偏下。然而他在军校的表现却如他的大个子一样鹤立鸡群。同学们私下给他取了不少外号,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在外号前面冠以一个“大”字。除了他个子大鼻子大之外,还因为他的“思想大”。戴高乐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老师教的那点东西似乎远远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于是开始研究战役、战略层次上的问题,研究政治与军事、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使得他在学员连多少显得有些“不合群”,以至于他的很多同学都被提升为中士后,曾经有人问连长为什么不提升戴高乐时,这位连长回答说:“中士怎么能满足他的胃口呢?他也许只有当上统帅才会合心。”
挑战权威
1912年,戴高乐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后,成为步兵第33团的一名少尉。这个团的团长就是后来成为元帅的菲利浦·贝当上校。
戴高乐分到步兵团不久就参加了一次培训。贝当上校亲自给这些年轻军官们讲解,当年在蒂雷纳元帅与孔代王子的一次战斗中,蒂雷纳元帅的骑兵是如何骁勇善战,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正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戴高乐突然站起来打断了团长的话,指出这次战斗胜利的关键是因为蒂雷纳元帅的炮火压制住了孔代王子。在当时打断长官的讲话在等级森严的军营中是一件很犯“忌讳”的事。不仅如此,戴高乐还提出了与团长不一样的观点。这种冒犯权威的事在当时是不可想像的,大家都为戴高乐捏了一把汗。谁料到戴高乐这次交了好运。贝当上校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表扬了他,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在这一次事件之后,戴高乐在军营中的声望大增。
怀才不遇
1937年,赏识戴高乐的贝当一路升迁,开始与霞飞、福煦3个8旬老翁把持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他把戴高乐调到身边。一开始,戴高乐对贝当尊敬有加,但很快因为在军事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而被贝当所弃,彼此分道扬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军事当局死守一战时的经验,经营了一条历史上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当时戴高乐却不赞成这种做法。他在《未来的陆军》一书中指出:“汽油发动机控制了我们的命运。”“机器改变了生活的每一方面,战争也不可能例外。”他预言马其诺防线将会毫无作用,敌人可以不碰你的防线而改道进攻。因此他主张建立一支10万人6个师的装甲部队,以作机动防御。直到1939年,他还在苦心呼吁,向他的上司们进言:“汽油发动机在粉碎我们军事理论的同时,还将粉碎法德边界的马其诺防线。我们必须向德国人学习!”可是法国当权者却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对他的著作也毫不重视。而德国人却在《未来的陆军》第一版出来后,一下子买走了200册,并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还在军队建设中加以应用。后来有一位法国记者采访德国机械化部队司令古德里安,古德里安问那位记者:“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又有些什么新发展?”这位记者竟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云,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戴高乐这个名字和戴高乐的著作。